操纵市场行为的手段复杂、隐蔽，给市场传达了错误的信号，使证券的市场价格发生扭曲，是典型的证券欺诈行为，具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方面：

1、侵害市场投资者权益。在资金、信息等方面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应享有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中投资的权利，市场操纵等欺诈行为直接损害了市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破坏有效价格机制，损害资源配置功能。在正常供求关系基础上形成的证券价格可以引导资本的流向，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市场操纵行为通过有意拉高或打压特定证券的价格，人为地影响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得证券价格与公司的经营状况脱离。而操纵者就是通过这种人为造成的证券价格异常波动，进而误导资金流向，导致资源发生错配。

3、破坏市场竞争机制，扰乱资本市场秩序。市场操纵行为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扭曲证券市场的价格：不仅扭曲了个别证券的行情，而且操纵者通过操纵行为，使经营不善企业的证券价格畸高，进而扭曲整个大盘的走势，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面对被操纵的证券市场和证券价格，投资者无法或难以作出正确的投资选择，使市场竞争机制难以发挥积极作用，扰乱资本市场秩序。

4、可能引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威胁金融安全。操纵行为造成虚假繁荣、股价异常波动，可能促成、加深或延长经济危机。从国际上看，市场操纵的范围不限于证券及期货市场，而是扩展到现货商品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外汇市场以及不同市场间的联合操纵。如对此类操纵行为如不能予以有效、及时的打击，随着金融市场的日益发展导致的联动效应扩大，将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在对操纵市场行为的认定方面，已经形成了由《证券法》《刑法修正案（六）》两项法律为基础，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国务院发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试行）》（以下简称《认定指引》）以及沪深交易所交易规则等自律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

《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五十五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禁止操纵市场的行为。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影响或者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一）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四）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或者大量申报并撤销申报；（五）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六）对证券、发行人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并进行反向证券交易；（七）利用在其他相关市场的活动操纵证券市场；（八）操纵证券市场的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由上述可知，操纵行为的对象包括证券交易价格和证券交易量，需要注意的是，新修订的《证券法》将行为人“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和证券交易量也列为了规制的对象，并且对于操纵行为的认定不以行为人获利为构成要件。

《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至三项规定了联合、连续交易操纵、约定交易操纵、自买自卖操纵（也称洗售操纵）等三种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和实际案例，2019年7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又对法律禁止的操纵行为类型进行了扩展，将蛊惑交易、抢帽子交易、重大事件操纵、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虚假申报、跨期现货市场操纵等六种操纵手法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

结合《证券法》《刑法修正案（六）》《两高解释》的相关规定，操纵市场行为一般表现为如下几种类型：

1、“连续交易操纵”。即行为人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

关于“资金优势”，根据《认定指引》的规定，是指行为人为买卖证券所集中的资金相对于市场上一般投资者所能集中的资金具有数量上的优势。证券执法人员可以对行为人在行为期间动用的资金量及其所占相关证券的成交量的比例、同期市场交易活跃程度以及投资者参与交易状况等因素综合地分析判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资金优势。大部分案件通过操纵行为所申报或成交的金额占市场同期的比值或排名来认定资金优势。如王建森案^[ii]、相建康案^[iii]等，行政处罚决定书逐日描述了特定时段买、卖申报和成交量占当日该账户及同期市场总量的比值，且合计的买、卖申报量和成交量排名多次占据市场第一。

关于“持股优势”，根据《认定指引》的规定，是指行为人持有证券相对于市场上一般投资者具有数量上的优势。证券执法人员可以对行为人在行为期间持有实际流通股份的总量及其所占相关证券的实际流通股份总量的比例、同期相关证券的投资者持股状况等因素综合分析判断，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持股优势。

关于“信息优势”，根据《认定指引》的规定，是指行为人相对于市场上一般投资者对标的证券及其相关事项的重大信息具有获取或者了解更易、更早、更准确、更完整的优势。重大信息，是指能够对具有一般证券市场知识的理性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的事实或评价。下列信息属于重大信息：（一）《证券法》（2014年修订）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五条及相关规定所称中期报告、年度报告、重大事件和内幕信息等；（二）对证券市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三）对证券市场有显著影响的证券交易信息；（四）在证券市场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投资者或者证券经营机构的信息；（五）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的重大信息。

此外，在区分连续交易操纵与合法投资或投机行为时，应回到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这一要素的分析。操纵意图的存在，还有操纵行为的具体表现和实施效果。实践中，主观意图往往通过客观行为来表现，即通过操纵行为与效果推定操纵意图的存在。如行为人采用在盘中多次以明显高出前一刻成交价格的委托价格大量买入股票，推高股价，随即又反向卖出部分持有股票。通常而言，行为人先高价买入后大量减持，其推高股价最终的意图在于卖出股票套现。不过，以较高的价格买入并非必要条件，因为股价可以在行为人不提高委托价格的情形下被炒高，追随以前的市场价格增加申报，也能促成价格上扬，因此在认定违法行为时并不必要证明行为人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进行买入。虽然基于真实投资需求也可以大量集中买入，但操纵主体在大量买入之后随即反向卖出的行为，说明行为人并非具有真实的买入需求，而是为制造交易活跃的假象或引诱他人买入。

2、“约定交易操纵”。其行为特征是行为人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

3、“自买自卖操纵”（也称洗售操纵）。其行为实质是行为人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

关于“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认定，《两高解释》第5条以行为人对账户内资产是否具有交易决策权作为认定标准，明确列举了五种可以认定为“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的情形：（1）行为人以自己名义开户并使用的实名账户；（2）行为人向账户转入或者从账户转出资金，并承担实际损益的他人账户；（3）行为人通过第（1）、（2）种以外的方式管理、支配或者使用的他人账户；（4）行为人通过投资关系、协议等方式对账户内资产行使交易决策权的他人账户；（5）其他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交易决策权的账户。同时，还规定了“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的例外情形，即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对上述第（1）至（3）种账户内资产没有交易决策权的除外。实践中，证监会将结合账户组各账户资金来往情况、交易情况、交易所用IP地址与MAC地址高度重合等情况，判断行为人是否对相关账户具有实际控制权。

4、“蛊惑交易操纵”。其行为特征是：行为人通过公开传播虚假、不确定的重大信息来影响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影响特定证券、期货的交易价格、交易量，从中谋取利益。

5、“抢帽子交易操纵”，即利用“黑嘴”荐股操纵。其行为特征是：行为人通过对证券及其发行人、上市公司、期货交易标的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影响特定证券、期货的交易价格、交易量，并进行反向证券交易或者相关证券期货交易。

需要注意的是，《操纵认定指引》《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中均将该类型操纵限定为特殊主体，即行为人必须是“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或者从业人员”。但《两高解释》已将其修改为一般主体，主要考虑是：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很多网络大V、影视明星、公众人物借助各类媒体参与评价、推荐股票，他们甚至具有明显优于特殊主体的信息发布优势和影响力优势，原有规定限定为特殊主体不具有合理性，也不能满足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特殊主体要件的实质也主要是看荐股影响力，该类行为主体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其身份特征，而在于其推荐股票时对投资者交易决策的影响力。如叶志刚案，行为人仅在特定投资机构和个人客户范围内发送研究报告，但作为相关行业的首席分析师，其知名度、受认可度较高，且接受其推荐的机构客户从事的交易行为对市场供需的影响力更强，所以诱使投资者交易进而影响证券交易价量的效果可能更为明显。

6、“重大事件操纵”。其行为特征是：行为人通过策划、实施虚假重组、虚假投资、虚假股权转让、虚假收购等重大事项，影响特定证券的交易价格、交易量，从中谋取利益。

7、“利用信息优势操纵”。其行为特征是：行为人通过控制发行人、上市公司信息的生成或者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时点、节奏，影响特定证券的交易价格、交易量，从中谋取利益。

需要注意的是，《立案追诉标准（二）》中将该类型操纵限定为特殊主体，即行为人必须是“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员”。《两高解释》将其修改为一般主体，主要考虑是：从近年来的案件来看，大量出现的是其他人员与上述人员内外勾结，共同通过控制发行人、上市公司信息的生成与发布，误导投资者，进行市场操纵，参与的主体身份越来越广泛，因此不宜限定为特殊主体。

8、“虚假申报操纵”（“恍骗交易操纵”）。其行为特征是：行为人通过不以成交为目的的频繁申报、撤单或者大额申报、撤单，误导其他投资者交易或者不交易，影响特定证券、期货的交易价格、交易量，并进行反向交易或者谋取相关利益。《操纵认定指引》将虚假申报操纵中的频繁申报撤单行为概括为同一交易日、在同一证券的有效竞价范围内，按照同一买卖方向，连续、交替进行3次以上的申报和撤销申报行为。《操纵认定指引》虽未明确“不以成交为目的”的认定方式，但对“频繁”申报撤单的要求，使得撤单成为判断不以成交为目的的首要标准。

9、“跨期、现货市场操纵”。其行为特征是：行为人超过自己实际需要大量囤积现货，影响特定期货品种市场行情，并进行相关期货交易。

10、兜底条款：操纵证券市场的其他手段。

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许多新类型的操纵市场行为也逐渐凸显，对于新类型的操纵市场行为的认定，应当把握其行为的本质，即操纵市场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证券欺诈行为，其目的是以异常的交易行为，影响市场价格，制造交易假象，诱导或致使其他投资者在不了解真实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以期从中获利或转嫁风险。

证券欺诈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问题一直是民事审判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证券欺诈包括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行为。最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提出，对于内幕交易、欺诈、操纵市场等行为，“受目前立法及司法条件的局限，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这类案件的条件。